诊断相关组（DRG）支付机制的引入，标志着医疗服务治理范式的根本转变。传统按项目计费模式未能有效兼顾质量保障与成本效率，促成DRG机制的兴起。DRG以定额驱动效率，以分组约束行为，意图打破原有医疗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改革路径已步入深水区，制度绩效的优劣取决于其能否在成本控制的同时守住医疗质量的底线。

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对比分析

诊断相关组（DRG）支付机制源自西方，旨在以病种分组为单元，通过预定额度遏制资源浪费并推动服务流程标准化。在德国，该机制并非单一控费工具，而是嵌入临床审核与风险控制体系中，以防因费用压降导致医疗质量滑坡；澳大利亚则借助国家级绩效量化系统，将诊疗结果纳入付费评估，实现经济性与疗效的同步监管。二者均体现出DRG制度内在的双重逻辑——财政约束与质量激励并行。相较而言，中国在推广中面临技术基础薄弱与监管机制滞后的挑战，部分机构为规避定额限制出现编码变异与行为漂移，扭曲制度初衷。缺乏高质量数据支撑亦导致分组精准度偏低，形成制度执行“高压”与质量保障“低能”的结构性矛盾，亟待构建适应本土环境的双轨调控框架。

成本控制与医疗质量的“跷跷板”博弈

在DRG付费机制的运行框架下，成本管控与医疗质量保障始终处于博弈状态，呈现动态互动的结构性张力。当前，多数医疗机构已采用病种为基准的成本测算模式，以确保临床操作符合定额支付要求。然而，过度追求费用压缩易导致临床服务质量下滑，如提前出院、必要检查缺失等现象频发，短期内看似实现成本控制目标，但可能致使患者再入院率攀升或术后并发症增加，最终陷入“表面节约、实质损失”的尴尬困境。

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质量评价机制过于静态和片面，仅关注某些即时性指标，难以覆盖患者康复全程及远期效果。此外，DRG分组标准较为刻板，忽视患者个体风险差异，使部分高风险患者的服务获得感显著降低，进而产生医疗公平性问题。

欲有效破解这一难题，需着眼制度创新，以实现成本与质量的平衡与协同发展。一方面，可引入动态支付调整策略，如设立综合质量指数，将术后感染率、患者满意度、再住院率等指标纳入支付评价体系，并实行激励性差异化支付，促进医疗机构主动追求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内部应构建“质量—成本”综合治理闭环，明确临床科室的风险管理责任，将成本节约与临床风险规避有机统一，推动医疗行为从粗放控费转向精细化的风险治理。还可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覆盖医疗服务全过程的质量监测平台，对医院行为实时监督，以实现成本节约与质量保证的共赢，最终推动医疗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未来趋势预测：科技赋能与政策调适的双轮驱动

当前，DRG改革已由制度引入阶段迈入深度重构期，其演进关键在于科技赋能与政策调适的协同升级。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与临床数据建模正重构病种分组逻辑，结构化病历系统与临床路径工具的嵌入应用，有望提升分组精准度与支付公平性。绩效考核亦由静态指标体系转向智能化平台驱动，使医院行为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优化。

然而，仅靠技术难以支撑复杂治理全局。制度层面亟须建立具备风险调节功能的弹性机制，设立与区域发展水平和疾病谱特征相匹配的差异化定额及风险加权模型，以缓解资源错配与激励偏差。长远来看，DRG应向价值导向型支付体系升级，以患者健康结局为核心指标，推动支付结构与诊疗成效深度联动。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面向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纵向质量数据系统，整合电子病历、区域协同平台与公卫数据，实现对服务过程的连续追踪与结果量化。这一机制既提升了评估的广度与深度，也为财政资源分配提供了精准支撑，有助于推动DRG体系向可持续激励模式平稳过渡。

结语

DRG并非单一财务工具，而是推动医疗体系结构性重构的制度触发器。其改革价值，远不止于成本压降，更在于构建内嵌质量导向的激励逻辑。未来，唯有在数据驱动、治理清晰与监管精细的三元联动机制下，方可实现“控而有度、质有所依”的平衡目标。医改路径不应止步于结构优化，更应直指医疗价值体系的重塑。